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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纪要

是次讲座，程苏东教授以“废卷而歎：作为读者的孔子和司马迁”为题，探讨早期中国阅读史中的读者形象。程教授指出，司马迁对“作者”问题的塑造至关重要。同样地，当我们将视角转向“读者”研究，便会发现司马迁自身，以及他笔下的孔子，乃至战国秦汉以来文献中的孔子，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程教授确立了“废卷而歎”这一讲题。

要探讨孔子与司马迁的阅读问题，或更广义地说，他们的“读者”身份，首先需将其置于早期中国阅读史的脉络之中加以考察。早期文献中的阅读史资料呈现四类阅读形态：其一为“无声的阅读：‘观书’”，“观”不仅指泛览与浏览，更蕴含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默读。关于默读何时产生，学界尚无定论，但《周易》中的“观其象”或许提供了一种线索。《周易》之“象”，并非一般的语言符号，而是圣人创造的一种高度符号化的交流系统，独立于口语与文字。它不依赖语音传递，而是直接呈现于视觉与心领之间。君子读《周易》时，并非仅是浏览文字，而是通过细腻的观察与体悟，理解卦象所蕴含的圣人心意。换言之，这种阅读方式跳脱了“声音—文字—意义”的线性传递模式，转而强调“图像—心性”的直觉对应。因此，《周易》的“观其象”不仅代表一种超越声音的阅读方式，也标志著一种更为个人化、内省性的解读体验。其二作为仪式的“读书”，读作为公开的仪式发生在公共场合的政治行为或者宗教行为当中，例如《仪礼》记载的外交活动中，通过公开宣读法令，当权者确立了文本的权威性，使任何人都无法以“不知”为藉口来违反法律。朗诵行为不仅仅是仪式性的展演，更是权力运作的一环；其三作为沟通天人的“读书”，一种具有神秘力量的“读书”方式。如《左传》记载晏子通过声音打断了盟书本身的效益，孔子在夹谷会盟上的行为亦显示，文本的阅读并非绝对权威，在某些场合，声音的有效性超过阅读的文本本身。“读书”并非单纯的视觉行为，而是一种声音、文本与权力交织的实践；其四为私人空间的阅读，私人阅读并不以完成文本为目的，而是反覆品嚼，强调思考的过程。例如子夏听闻他人诵读《史记》时，主动介入指正，表明阅读过程可以被介入和干预，甚至形成对话，展现了私人阅读与公共讨论之间的张力。私人空间中的阅读与公共仪式中的读书，在形式与功能上有著显著差异，并因此衍生出不同的故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往往透过特定场景来塑造理想读者的形象。如果要在这些文献中寻找一位最具代表性的读者，能够透过阅读生发感悟并讲述故事，最具标志性的例子就是孔子。

孔子作为读者的形象，可以从他对《易经》损益二卦的解读来讨论。孔子读至《损》《益》二卦时，喟然长叹，并与弟子讨论其意涵。例如《淮南子．人间》记载孔子在读《易》时，深刻体悟「利害相反，祸福相倚」的道理，并强调慎察损益之变，才能掌握治国之道。《孔子家语．六本》亦载有类似场景，孔子向子夏解释，真正的“益”来自于内在的修养，而非外在的增益。孔子在这段故事中展现了他作为“特别读者”的身份，他不仅仅接受传统的解读方式，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赋予了新的意义。一本书的意义并非由书的作者固定，而是由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与视野重新诠释出来的。这一观点影响了后世对经典的解读，尤其是在儒家经典的阅读与传承中，强调了“读书”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孔子强势的读者身份亦体现在“阅读—中断—感叹—议论”的叙事模式中，例如《孔子家语》载孔子在读《诗经》某章时，忽然惊惧感叹，并对该章的政治意涵进行议论。这种离开文本的议论和孔子的解读使得文本具备了经典意义，阅读本身不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一种历史叙事的策略。

那么，司马迁如何承继并发展这一叙事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是史料的编纂者，更是一位透过阅读形成独特史识的历史书写者。他的“读”不仅是对文本的吸收与整理，更是一种带有个人视角的再诠释，形成了《史记》独特的叙述方式，这正是“太史公读”的核心。第一种是作为著史者的知识型叙述，司马迁时常在书中明确指出，他是因为读了某一本书，才了解到某个事件或人物，进而书写相关篇章。司马迁在自述时常言“余读某书”，例如“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通过阅读来验证自己的历史认识。并未採取上帝视角，而是让读者看到他如何通过阅读进行史识的生成。第二种是作为预言者的史论型叙述，司马迁不仅记录史实，更透过阅读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独特评价。通过“废书而叹”来表达其历史判断，例如读至周厉王时，司马迁喟然长叹，认为周道衰微，并进一步探讨《春秋》的起讫问题。这种强烈的个人化叙述不仅使阅读行为成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也赋予司马迁作为读者强烈的主体性。第三种是作为共情者的抒情式叙述，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展现了一种强烈的共情式书写，即他在阅读历史时，不仅思考其中的脉络与因果，更深刻地代入历史人物的处境，进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他描述自己读《离骚》《天问》《招魂》时，未尝不为屈原的境遇垂泪，并试图揣度屈原的心理状态，甚至产生内在矛盾：一方面同情屈原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又疑惑为何他不选择流亡他国而执意自沉。这种书写方式将阅读与抒情结合，使史家的阅读行为本身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综观中国早期阅读史，作为书写模式的“废卷而歎”不仅是阅读行为的中断，更是思想跃升的标志，孔子通过创造性解读，确立读者即诠释者的传统，而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阅读与书写的高度结合塑造“太史公”形象，以建立历史的叙述权威与个人化诠释。他的历史书写融合了阐微式阅读与沉浸式阅读两种方式，前者如孔子诠释经典，以读者为中心重新塑造历史，后者则如孟子“尚友古人”，强调与历史共情，以文本为核心探寻作者的时代背景。司马迁并未选择冷静超然的立场，而是深度沉浸于历史书写之中，这种主动建构的阅读方式体现在“废书而歎”的情境中，将阅读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行动。这种个人化的阅读与书写方式，使司马迁能够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确立自身位置，并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开创新的叙述模式，从而奠定《史记》作为中国史学经典的地位。

（记录：本所研究生   周少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