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十分榮幸邀請到北京大學的程蘇東教授，於2025年1月至2月期間擔任「香港浸會大學訪問學人」，駐校訪問期間親身主講兩場公開講座，與本港師生和感興趣的市民大眾分享其對文史研究的第一手經驗和心得。歡迎所有人士參加。
廢卷而歎：作為讀者的孔子與司馬遷
主辦單位：創意研究院、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
日期：2025年1月14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4:00至5:30
場地：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逸夫行政樓5樓會議廳（SWT 501）
講者：程蘇東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香港浸會大學訪問學人）
主持：張宏生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所長）
語言：普通話
第一場公開講座吸引了許多學生、對講題感興趣的公眾人士以及研究此領域的本地學者參與。
演講紀要：
是次講座，程蘇東教授以「廢卷而歎：作為讀者的孔子和司馬遷」為題，探討早期中國閱讀史中的讀者形象。程教授指出，司馬遷對「作者」問題的塑造至關重要。同樣地，當我們將視角轉向「讀者」研究，便會發現司馬遷自身，以及他筆下的孔子，乃至戰國秦漢以來文獻中的孔子，皆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下，程教授確立了「廢卷而歎」這一講題。
要探討孔子與司馬遷的閱讀問題，或更廣義地說，他們的「讀者」身份，首先需將其置於早期中國閱讀史的脈絡之中加以考察。早期文獻中的閱讀史資料呈現四類閱讀形態：其一為「無聲的閱讀：『觀書』」，「觀」不僅指泛覽與瀏覽，更蘊含了一種特殊的閱讀方式——默讀。關於默讀何時產生，學界尚無定論，但《周易》中的「觀其象」或許提供了一種線索。《周易》之「象」，並非一般的語言符號，而是聖人創造的一種高度符號化的交流系統，獨立於口語與文字。它不依賴語音傳遞，而是直接呈現於視覺與心領之間。君子讀《周易》時，並非僅是瀏覽文字，而是通過細膩的觀察與體悟，理解卦象所蘊含的聖人心意。換言之，這種閱讀方式跳脫了「聲音—文字—意義」的線性傳遞模式，轉而強調「圖像—心性」的直覺對應。因此，《周易》的「觀其象」不僅代表一種超越聲音的閱讀方式，也標誌著一種更為個人化、內省性的解讀體驗。其二作為儀式的「讀書」，讀作為公開的儀式發生在公共場合的政治行為或者宗教行為當中，例如《儀禮》記載的外交活動中，通過公開宣讀法令，當權者確立了文本的權威性，使任何人都無法以「不知」為藉口來違反法律。朗誦行為不僅僅是儀式性的展演，更是權力運作的一環；其三作為溝通天人的「讀書」，一種具有神秘力量的「讀書」方式。如《左傳》記載晏子通過聲音打斷了盟書本身的效益，孔子在夾谷會盟上的行為亦顯示，文本的閱讀並非絕對權威，在某些場合，聲音的有效性超過閱讀的文本本身。「讀書」並非單純的視覺行為，而是一種聲音、文本與權力交織的實踐；其四為私人空間的閱讀，私人閱讀並不以完成文本為目的，而是反覆品嚼，強調思考的過程。例如子夏聽聞他人誦讀《史記》時，主動介入指正，表明閱讀過程可以被介入和干預，甚至形成對話，展現了私人閱讀與公共討論之間的張力。私人空間中的閱讀與公共儀式中的讀書，在形式與功能上有著顯著差異，並因此衍生出不同的故事。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往往透過特定場景來塑造理想讀者的形象。如果要在這些文獻中尋找一位最具代表性的讀者，能夠透過閱讀生發感悟並講述故事，最具標誌性的例子就是孔子。
孔子作為讀者的形象，可以從他對《易經》損益二卦的解讀來討論。孔子讀至《損》《益》二卦時，喟然長嘆，並與弟子討論其意涵。例如《淮南子·人間》記載孔子在讀《易》時，深刻體悟「利害相反，禍福相倚」的道理，並強調慎察損益之變，才能掌握治國之道。《孔子家語·六本》亦載有類似場景，孔子向子夏解釋，真正的「益」來自於內在的修養，而非外在的增益。孔子在這段故事中展現了他作為「特別讀者」的身份，他不僅僅接受傳統的解讀方式，而是通過自己的理解賦予了新的意義。一本書的意義並非由書的作者固定，而是由讀者根據自己的經驗與視野重新詮釋出來的。這一觀點影響了後世對經典的解讀，尤其是在儒家經典的閱讀與傳承中，強調了「讀書」的靈活性和創造性。孔子強勢的讀者身份亦體現在「閱讀—中斷—感嘆—議論」的敘事模式中，例如《孔子家語》載孔子在讀《詩經》某章時，忽然驚懼感嘆，並對該章的政治意涵進行議論。這種離開文本的議論和孔子的解讀使得文本具備了經典意義，閱讀本身不僅是知識的獲取，更是一種歷史敘事的策略。
那麼，司馬遷如何承繼並發展這一敘事傳統？司馬遷在《史記》中不僅是史料的編纂者，更是一位透過閱讀形成獨特史識的歷史書寫者。他的「讀」不僅是對文本的吸收與整理，更是一種帶有個人視角的再詮釋，形成了《史記》獨特的敘述方式，這正是「太史公讀」的核心。第一種是作為著史者的知識型敘述，司馬遷時常在書中明確指出，他是因為讀了某一本書，才了解到某個事件或人物，進而書寫相關篇章。司馬遷在自述時常言「余讀某書」，例如「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通過閱讀來驗證自己的歷史認識。並未採取上帝視角，而是讓讀者看到他如何通過閱讀進行史識的生成。第二種是作為預言者的史論型敘述，司馬遷不僅記錄史實，更透過閱讀對歷史人物與事件進行獨特評價。通過「廢書而嘆」來表達其歷史判斷，例如讀至周厲王時，司馬遷喟然長嘆，認為周道衰微，並進一步探討《春秋》的起訖問題。這種強烈的個人化敘述不僅使閱讀行為成為歷史敘事的一部分，也賦予司馬遷作為讀者強烈的主體性。第三種是作為共情者的抒情式敘述，司馬遷在《史記》中還展現了一種強烈的共情式書寫，即他在閱讀歷史時，不僅思考其中的脈絡與因果，更深刻地代入歷史人物的處境，進而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他描述自己讀《離騷》《天問》《招魂》時，未嘗不為屈原的境遇垂淚，並試圖揣度屈原的心理狀態，甚至產生內在矛盾：一方面同情屈原的悲劇命運，另一方面又疑惑為何他不選擇流亡他國而執意自沉。這種書寫方式將閱讀與抒情結合，使史家的閱讀行為本身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綜觀中國早期閱讀史，作為書寫模式的「廢卷而歎」不僅是閱讀行為的中斷，更是思想躍升的標誌，孔子通過創造性解讀，確立讀者即詮釋者的傳統，而司馬遷在《史記》中通過閱讀與書寫的高度結合塑造「太史公」形象，以建立歷史的敘述權威與個人化詮釋。他的歷史書寫融合了闡微式閱讀與沉浸式閱讀兩種方式，前者如孔子詮釋經典，以讀者為中心重新塑造歷史，後者則如孟子「尚友古人」，強調與歷史共情，以文本為核心探尋作者的時代背景。司馬遷並未選擇冷靜超然的立場，而是深度沉浸於歷史書寫之中，這種主動建構的閱讀方式體現在「廢書而歎」的情境中，將閱讀作為一種創造性的行動。這種個人化的閱讀與書寫方式，使司馬遷能夠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確立自身位置，並在歷史書寫的過程中開創新的敘述模式，從而奠定《史記》作為中國史學經典的地位。
（本所研究生周少雯記錄）
講者簡介：
程蘇東，男，1986年11月生，江蘇東台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國家「萬人計畫」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2023），現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副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傳統文化研究》副主編、《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委，主要從事漢唐經學史、經學文獻學、先秦兩漢文學、早期書寫文化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等海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七十餘篇，著有《從六藝到十三經——以經目演變為中心》《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霍英東青年教師基金項目，曾獲北京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2012）、霍英東青年科學獎（2022）、國家級教學成果獎（集體，2023）、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青年成果獎，2024）。
本次訪問活動承蒙孔憲紹慈善基金贊助，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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